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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談到在杭州參觀良渚文化博物館台中月子會所，這一期繼續談談考古文物與歷史教育的一些粗淺看法。
現在的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從課程上基本集中在商代作為開端，而資料當然以文獻為主，附以少量的文物相片資料。何為文獻？朱熹在註釋《論語》時解釋道：“文，典籍也；獻，賢也。”也就是說，“文”是指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字證據，包括各種典章制度紀錄、官修史書等等。歷史課本中有關歷朝的人物故事、制度變遷等等，基本上就是源於“文”。至於“獻”，本義是指賢人，尤其是指熟悉掌故的人。這些人所提供的掌故資料，正好補充瞭“文”的疏漏不足，或者與“文”的記載相互印證，非常類似現在所說的“口述歷史”，尤其宋代之後，印刷發達，大量的民間筆記、野史陸續出現，“獻”的分量愈來愈重。現在基本上“文”、“獻”並稱，但從兩個字的本義上分析，可以瞭解到傳統中國對台中產後之家歷史資料的嚴謹分類。現在的歷史教育，基本上也承接瞭這種歷史資料的分類法，也承接瞭基於這兩類歷史資料所構建的整個歷史的內容和敘事方式。故此，歷史課本從事講述歷朝歷代的治亂興衰、制度變化，諸如文治武功、外患民變、外戚宦官、三公九卿、削藩集權等等。
古人有這麼系統的歷史資料分類法，以及對歷史資料的分析綜述而成史書，這當然是文明之光。不過，不得不承認的是，這裡有一不足，就是重文獻，輕文物。所謂文物，就是歷史的實物證據，可能包含文字內容，但它本身所能提供的歷史證據價值，則不止於文字價值。比方說，出土一部竹簡，竹簡上的文字資料固然是非常珍貴的文字資料，但竹簡這件古物本身，也可以提供其他的歷史資料，例如竹簡的竹或者木、編連竹木成書的方法、刻寫在竹簡上的墨等等，都可以提供許多歷史細節，讓後人瞭解那件竹簡古物所處時代的工藝方式、水平，文字書寫風格等等。這些不僅未必是文獻資料有所紀錄的，而且比文字紀錄更具客觀性。大傢知道，古人的文字紀錄，無論是傳承過程中的傳抄失誤，還是當時紀錄者有意曲筆甚至誇張神化，總會存在客觀性存疑的可能。按照西方歷史學的要求，則不能僅僅根據文字材料來確定史實，尤其是上古的史實，必須有考古文物這種實物證據，方可斷論。這種確證史實的方法論觀點，雖然與西方古代歷史文獻資料嚴重缺乏有關，但還是有其合理之處。當前歷史科課程和教材，多多少少都會附上若幹文物的圖片，很少完全隻用文字敘述的。但必須指出的是，現在的歷史科插圖，其目的更多的隻是為瞭讓課本讀起來不至於太沉悶，所以加上一些圖片，讓學生增加點圖文並茂的閱讀趣味而已。
教材編撰應加入文物資料
筆者極力主張，歷史課程的設計，歷史教材的編撰，都應該加如文物這項重要的歷史證據資料。歷史教育不僅僅為瞭告訴學生，古代發生瞭什麼，更不是為瞭讓學生莫名其妙地愛上歷史從而愛上自己的國傢，這種歷史認知和歷史情感培養，隻是基於盲目而非理性。歷史教育更加應該告訴學生，我們是怎麼知道古代發生瞭什麼的，後人是通過什麼文字、文物證據，綜合推斷出古代發生瞭什麼事的。宛如偵探查案，文字、文物都是不同的證據，歷史研究就是要借助這些證據，分析推斷出發生瞭什麼事件。為我們的歷史教育引入這種理性分析的元素，就必須引入文物這種傳統歷史所忽略的證據，為歷史教育增加一種如同查案一樣的思考魅力，而不僅僅是記誦歷史資料。
參觀良渚文化博物館的其中一個樂趣就是在於，博物館把良渚文化考古區域的不同年代（上下溯及超過一千年）的玉石、器皿排列出來，讓參觀者瞭解到良渚文化的物質文明是如何變遷的，又是如何一脈相承。更為重要的，博物館從更大的范圍展示良渚文化與周邊其他新石器時代上古文化遺跡之間的文物變化關系，從而得出結論，中華文明是如何從四方各地先自行發展，然後匯聚成台中產後之家推薦一股共性，繼而貫穿千年傳承下來。這種根據客觀實證的對考古文物證據的爬梳和綜合歸納，其所得出的中國文化歷史傳承如一的結論，不僅令人信服，而且充滿科學理性的魅力。如此建基於智性的歷史教育，還用擔心不能培養出學生對民族文化的情感嗎？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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